“就知道吃！”父母们常用这句话表达对孩子愚钝懒惰的不满。然而，这个世界有多少家庭却围绕着让孩子吃饭遭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
    从今年1月起，人民医院的深港家庭治疗中心开始采用家庭治疗的方法治疗神经性厌食症。该项目港方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马丽庄教授在过去几年曾在治疗室与无数痛苦挣扎的家庭相遇，亲耳聆听并亲身感受到一段段悲喜交加的家庭故事。作为她的博士生，龙迪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呈现一位优秀治疗师在与求助家庭相遇中对“家庭”和“治疗”的思考。

　　龙迪：据我所知，如果孩子因为不爱吃饭而变得骨瘦如柴，父母通常会以为孩子的生理机能出了毛病：找中医“调脾胃”，找西医“补营养”；可是，不少父母却带着患有神经性厌食症的孩子，千里迢迢地跑到香港和深圳，向您这位家庭治疗师求救。为什么家庭治疗有如此大的魔力？
　　
　　马丽庄：厌食与家庭看起来好像毫无关联，其实关系密切。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西方社会一些家庭治疗大师从各自的临床经验看到，家庭冲突和家庭功能失调与厌食症的发展及其症状的维持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如果不专门处理家庭冲突和家庭功能失调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帮助这样的家庭。
　　现在，“以家庭为本”看待厌食症的观点已经得到很多临床经验和研究结果的支持。
　　不少病人告诉研究者，他们觉得自己不吃东西的关键因素与家庭冲突和功能失调有关。还有研究表明，家庭冲突和家庭功能失调也是阻碍这些病人康复的因素，比如经常受到父母的批评，或与父母的关系过分紧密，让孩子在很多时间不必要地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能长大等。不过，我们不能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就得出结论：家庭功能是导致厌食症的原因。在临床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家庭功能失调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
   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家庭支持、伴侣支持、自己成熟和接受治疗等因素都能帮助病人慢慢康复。
单纯的医学处理对于治疗厌食症没有出路。为什么呢？临床研究发现，病人在医院里可以迅速恢复体重，但是离开医院回家后，体重就迅速下降。令医生最难处理的是，病人不愿意主动放弃不吃东西的习惯。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当然就不会主动吃东西啦。特别是那些年纪小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带他们治疗。可是，厌食症病人最主要的药就是食物。他们不主动吃东西，那怎么办？
　　为什么他们没有动力改变呢？因为厌食症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吃与不吃的问题，也不是体重和减肥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从心理角度来讲，是一个人没有能力驾驭自己生命的问题，是一个人拒绝长大的问题，是一个年轻人在正常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厌食症的病人常常觉得自己形象很差，自我控制能力很低。
如此看来，家庭治疗自然就成为治疗神经性厌食症的出路。

　　龙：您这番话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待厌食问题。不过，我注意到，上述观点基本上是西方人的研究结果。我知道，您在香港和深圳治疗和研究了很多中国厌食症家庭。您本人的临床经验和研究经验是怎样的呢？
　　马：4年前，从处理第一个厌食症个案开始，我意识到，厌食问题真的不是减肥那么简单。我有两个最深刻的感受。第一，大部分病人并不愿意放弃这个病。有的孩子已经瘦得皮包骨，生命非常危险，但他们仍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对劲儿。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感觉？这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第二，病人和整个家庭受苦程度非常大。为什么他们把自己搞得这么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开始研究、探索不吃东西对于病人和家庭究竟有什么含义和功能。在过去4年的研究中，我分析家庭在家庭治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发现厌食最主要的含义和功能就是控制。孩子不愿意长大，或者在成长过程遇到障碍，他们以厌食作为与父母对抗的手段。另一方面，虽然孩子同父母常常处于斗争状态，但是他们对家庭投入了深切的感情和忠诚，是非常孝顺的子女。
厌食症还对病人有正面意义。西方有研究问已经康复的厌食症病人：你康复后最大的失落是什么？其中一个失落是，病人觉得自己不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因为在得病期间，可以从家人和周围人那里得到特别的对待、关心和保护。“有病”可以成为一个保护的铠甲，使她/他不用长大。
正是由于能够从多个视角看待厌食问题，家庭治疗师才能有效地帮助厌食病人及其家庭。

　　龙：作为治疗师，您看到厌食症病人及其家人受苦程度很大。能否谈谈您看到孩子及其家人苦在哪里？
　　马：最大的苦就是一家人锁得好紧！父母看到孩子不吃东西，非常担心害怕，一方面追着孩子逼他/她吃东西，孩子却拼命用身体抵制父母的控制；另一方面，父母四处求医，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差：常常睡不着觉，情绪不稳定，甚至相互指责。整个家庭气氛长时间极度紧张。
一位香港母亲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却为了厌食症的孩子到图书馆查数据。她一开口跟我说话，已经哭得像个泪人。
　　一位孩子患有厌食症的妈妈一来到治疗室就和爸爸大吵大闹，爸爸气得要打她，孩子们吓得缩到一边。我和另一位治疗师都惊呆了。我们作为第三者都这么失控，更何况他们是当事人？后来，我让他们平静下来，问孩子，父母冲突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孩子说，在家里比这严重数十倍。他们这样生活已经3年了。3年来，整个家庭生活完全被孩子的厌食症控制住，这个家庭变得没有出路。太苦了！
　　我们让这一家人坐下来一点一点地慢慢说。他们说，以前从没有这样的经验。每次妈妈和女儿说话都是“你吃东西”/“我不吃”，彼此触不到对方内心的难处。现在我已经为这个家庭做了3次家庭治疗。每一次这位妈妈都拉着我的手连连说：“多谢你！”我还没有更深入地进入治疗，为什么她要多谢我呢？我想，可能因为她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整个家庭的苦在哪里：父母的苦在哪里？有厌食症孩子的苦在哪里？他们把自己搞得好惨：不仅父母经常大打出手，而且不到17岁厌食症的女儿不停地偷东西，后来住了两个礼拜的精神病院。
如果你不用家庭治疗的方法，你根本无法看到，孩子厌食的问题怎么影响到家里所有的人，就容易贸然地责备父母或孩子。这是不公平的！家庭治疗不关心家庭是不是引起这个病的成因，而是首先看到这个病造成的后果以及怎样制止这个后果。不仅要帮助女儿赶走厌食症，而且也要处理整个家庭的苦衷，这样才能阻止不好的后果。

　　龙：我记得在您的治疗中，求助家庭经常出现如下主题：“为家人着想”，“牺牲自己”，“不能说不”。这些主题是否与您刚才说“一家人锁得好紧”有关？
　　马：是的。我的临床经验和国外文献都表明，厌食症家庭的特点是，成员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边界：每个人太替别人着想，太关心别人的感受，却没有自己足够的空间。一位14岁的厌食症女孩说，妈妈几乎包揽了她所有需要考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大的负担！在治疗室里，有的家庭一家人都争着说话，不过不是说自己想说的话，而是替别人说话。

　　龙：这种情况在中国家庭好像非常普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孩子听话”和“母亲牺牲”似乎是人们崇尚的价值观念。
　　马：正是这样！我们的社会成天宣扬和倡导“母亲要牺牲自己”，“子女要孝顺父母”，一家人要“互相关心”，“为他人着想”，爱啊，沟通啊，相互支持啊，相互鼓励啊……可是帮助这样爱得过分的家庭，我常常要用空间或语言把一家人从过分密切的关系中拉开。
　　比如，一个厌食症的家庭来作家庭治疗，妈妈一说话，女儿就插嘴。来来回回都是这样。后来，我对女儿说，“你可不可以等一等？你成天都这样替妈妈说话吗？”然后我就问妈妈，“你需不需要她替你讲话？”妈妈说，“我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说。”

　　龙：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治疗师，如果觉得所有主流文化崇尚的价值观都是天经地义的，你就看不到家庭有可能带着文化的枷锁走向深渊。
　　马：是的。给“太爱”的家庭做治疗，治疗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潮流”、“反传统”。因为这样的家庭已经被主流文化建构的“太爱”的关系捆绑得动弹不得，治疗师需要帮助家庭超越那些束缚他们寻找新的生活可能性的主流价值观念。否则，你就不容易帮助家庭找到新的出路。

　　龙：近年来，国内心理学蓬勃发展，大众媒体和专业人员人员普遍流行的话语是：孩子出了问题一定是父母的错，特别是妈妈的错。好像到处都弥漫着责备、批判和声讨母亲的气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马：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曾在分析神经性厌食症家庭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地宣称，厌食症的女儿觉得自己没用、不能控制自己、不聪明，是因为从小到大妈妈给她照顾得太好了，使她根本分不清自己的心理需要，也没有自我照顾的能力。
　　家庭治疗大师米纽琴批评道：这种分析是将家庭的现状归咎于母女关系，将女儿厌食的责任完全放在妈妈的身上。可是，爸爸在哪里呢？在以往的家庭治疗和研究中，爸爸是隐型的、缺席的。然而，在现实中，造成某种家庭局面的确也有爸爸的“功劳”。 米纽琴最大的贡献就是将爸爸带到家庭治疗中：无论是评估还是治疗，他都邀请爸爸参与。
　　后来，又有人批评米纽琴，认为虽然他将爸爸带到家庭治疗室是有帮助的，但是他没有看到“责备母亲”现象的骨子里是男权为本的文化，是男尊女卑的价值取向。
　　这种价值取向在我的治疗经验中也经常出现：孩子一有事，爸爸就怪妈妈。有一个中国家庭，女儿得了厌食症，爸爸就让妈妈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陪着女儿去外地住院治疗，而妈妈也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做？因为女人从小到大被教导，照顾孩子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孩子有事的时候，妈妈就自己怪自己，常常老公和孩子也来责备母亲。

　　龙：经常遭受责备，会抑制一个人的生活智慧。我想，这位放弃自己生活的妈妈备受责备，很容易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女儿身上，对女儿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女儿病情恶化，母亲更加恐慌自责，如果不能得到丈夫的支持，对女儿的控制更加升级。
　　马：不错！如果你不挑战男权文化，你就不能帮助这个家庭改变现状。在一次家庭治疗中，那个女儿抱怨说：从小妈妈没有训练自己具备面对困难的心理素质，爸爸也赞同女儿的说法，他们正在将责任完全放在妈妈的身上。我问妈妈，为什么你要做好所有的事？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在赖你？妈妈一听就哭了。她委屈地说，不仅家人怪她，连治疗师也认为是她的责任。“我找谁抱怨去？我也有一肚子委屈啊！”这位妈妈这样说。我对她说，你这样说是很好的，我们治疗师不应该赖你。我说这些话一方面是给妈妈听，另一方面也是要给女儿听：为什么你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却要赖妈妈呢？就算妈妈说得不对，你也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嘛！”为什么要完全赖妈妈呢？治疗师在这方面要非常小心不要成为责备母亲的帮凶。

　　龙：在你的临床经验中，家庭一般怎样响应你的文化挑战呢？
　　马：在挑战之前，治疗师一定要小心捕捉并接受求助家庭的想法，然后告诉家庭：你们其实不一定要这样生活。家庭的反应有的很惊讶，说没有想过；有的不同意，比如父亲会觉得你们治疗师怎么会这么引导；有的会接受，觉得豁然开朗。那些患有厌食症的年轻人反应更正面一些。特别是当我和她们有好的治疗关系时，她们从我的挑战中会突然看到有新的出路。我觉得治疗师需要让求助家庭看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龙：你好像在努力撼动困住家庭手脚的僵化单一的文化，让家庭看到多种可能性。不过，我注意到，你在治疗室中不像一般的专业人员那么权威，即使自己对治疗某个家庭很有信心，也总是试探性地向家庭发出邀请，比如“你们来这里希望我们帮你们什么？”“你希望让我们帮你们吗？”“你们希望我们一起试一试吗？”你这样做有什么考虑？
　　马：我觉得求助家庭来找我们，其实他们是想改好，想处理这个痛苦。要不然的话，他们根本不用来。当然也会有的人半信半疑，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或者只是陪着家人来治疗。这些都是自然的。家庭治疗师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看到改变的可能性。在这个基本信念下，我觉得改变苦况不是治疗师的要求，而是家庭自己的愿望。因此，我在语言上自然就是一种邀请的态度：你们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做家庭治疗？就变成反客为主：不是我要你们改变，而是你们要改变，因此邀请我进入家庭帮助你们。另外，我越来越觉得，治疗师不是全能的。家庭的问题那么复杂，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处理。家庭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需要一个愿意与他们有商有量、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自己问题的治疗师和家庭并肩作战。

　龙：有些治疗师和家庭一样，只看到家庭的症状，却忘记了家庭好的地方。为什么你总能看到人家好的东西？
　　马：我总是觉得，问题总是暂时的，暂且放下它。不要紧的，一切都会过去。这样，我看到求助家庭难以处理的困境就不会那么紧张。他们需要慢慢来，需要经历一系列挣扎。我知道，问题的暂时性就意味着它总会有超越性，总会解决的。这样我就有信心。

　　龙：这是我们做父母都应该学习的。据我所知，在过去的几年里，你曾研究接受家庭治疗的家庭，你对他们帮助最大的是什么？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呢？
　　马：最重要的是，求助家庭觉得我理解他们。有几个厌食症的家庭告诉我，在他们最惨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他们觉得这非常重要。另外，有的病人说，我不单关注病人，还关注其他家人。最初，他们以为我是教授，我会评判他们谁是谁非，后来发现我不是法官。我很重视他们每个人的感受。

　　龙：目前国内有许多厌食症的家庭正在承受你曾看到的苦和你尚未知晓的苦。在结束访谈之前，您想对这些家庭说什么？
　　马：我希望这些家庭不要困住自己，继续这么惨地生活。请放下自己的面子和骄傲，找有良好训练的家庭治疗师帮助，因为厌食症导致的家庭困境很难靠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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